北朝制度 胡汉融合──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3)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话（八）

与南朝相对应，北方相继出现几个政权。首先是北魏统一北方，维持了近100年，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接着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最后北周灭北齐。以上几个政权合称“北朝”。北朝是鲜卑族建立的国家，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监察制度呈现出胡汉融合的特点。北魏建国之初，已经有了御史台（也叫兰台）、尚书左丞、司隶校尉等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候官，也叫白鹭。当时鲜卑族还保存着氏族公社的习俗，制定官号时，根据其职责特点，冠以鸟兽的名称。把候官称作白鹭，是因为他们监察别人时要像白鹭一样伸长头颈远望。候官的权力很大，可以监察所有的官员。他们工作的方式和密探差不多，经常穿着便衣混在官府中进行侦察。据说有一个叫庾岳的，喜欢穿艳丽的衣服，言行举止爱模仿君主的样子，被候官告发了。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正在病中，疑心很重，就把庾岳给杀了。北魏建国之初，阶级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出于控制百官的需要，设置了大量候官，数量最多时达1000多人。一些候官为了私利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使监察工作走了样。所以，北魏孝文帝时采取精官简政措施，把候官压缩到了几百人。孝文帝时进行汉化改革，候官的作用被削弱，御史台的地位开始上升。北魏的御史台也叫兰台或南台，最高长官为御史中尉，负责监察百官。御史中尉很威风，外出时，行车有特定的路线，千步之内有人清道，王公百僚遇见他，都要下马停在路旁避让。如不这么做，御史中尉可命人用棒子击打违纪者。孝庄帝时，皇帝的妹妹寿阳公主出行时遇见御史中尉高道穆的车队，没有躲避。高道穆就命人拿了根红色的木棒击打寿阳公主的车子，最后把车子都打破了。寿阳公主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哭着向孝庄帝告状。孝庄帝叹了口气，说：“高中尉是个耿直的人，他这样做是在依法办事，我怎么好处罚他呢？”这件事发生后，高道穆心里也很紧张，急忙去见孝庄帝，跪下说：“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击打公主的车子，只是不敢让她破坏了朝廷的规矩。臣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现特来谢罪。”不料孝庄帝非但没有怪罪他，还主动向他道歉。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中，皇帝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御史中尉的权威。宣武帝时，御史台有用人的自主权，可以自己选拔监察官，采取考录和选调两种形式。由于监察官位尊权重，所以报考的人很多。516年，在全国招考御史，有800多人报名应试，其中温子升、卢仲宣、孙搴等24人名列前茅，最后只有温子升一人入选。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至于选调，政府也很慎重。高道穆做御史中尉时，选调的李希宗等人都是当时的名流。北魏前期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比如百官不给俸禄。没有俸禄，官员们怎么生活呢？他们自有办法，那就是战时靠掳掠，平时靠贪污。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受贿和经商。官员受贿叫“义赃”，义是自愿的意思，意即人家自愿送的礼物，不是伸手要的，按当时的观念不算违法。贪污因损公肥私，侵害了国家利益，才是真正的“赃”，属于违法行为。经商也是创收的主要方式，当时普通商业不够兴旺，但官僚经商却很发达。皇室的妃妾都有自己的女奴，人数约有1000人，她们织绫锦、酿酒、饲养牛马，还种植蔬菜，然后拿到市场上贩卖，把挣来的钱献给自己的主人。皇室经商，一般官吏更是热衷于此。有一个叫崔宽的人，在陕城（今河南陕县）当镇守将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买卖，几年中发了大财，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贸易。当他任满回平城（今山西大同）时，陕城的豪强地主都上书皇帝，要求挽留崔宽，皇帝也称赞他能干。因为没有俸禄，官吏十分腐败。文成帝在位13年，发布了6道整顿吏治的诏书，依然制止不住腐败的歪风。他的儿子献文帝登基后进一步规定：贪污一只羊、一斛酒的一律处死。有一个叫张白泽的对他说：“你这样不行啊！接受一只羊、一斛酒就判死罪，谁还能和你共治天下呢？”真是严刑也不管用。献文帝的儿子孝文帝即位后，实行治本之策，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治本的措施就是俸禄加管理。在颁布俸禄制的诏令中，孝文帝讲了四点：第一，实行俸禄制是恢复秦汉魏晋时期汉人的传统做法；第二，实行新制后，对每户人家要多收三匹帛、二斛九斗谷，作为官吏的俸禄；第三，严禁官吏经商；第四，官吏贪污绢一匹，就处以死刑。同时狠抓落实，在这一年的秋天，孝文帝派特使巡视各地，处死了40多名顶风贪赃的官吏。这一招还真起到了遏制贪污腐败之风的作用。北魏孝文帝雕像孝文帝懂得吏治的道理，而且明白官员自律的重要性。如何让官员们自律呢？他总结了三条：一是要以身作则。他曾说治理国家也难也不难，“其身正，不令而行”，这样就不难；“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样就难。二是不能骄傲。他说做官就要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三是不可奢侈。这几条拿到今天也是适用的，古今吏治的道理在有些方面是相通的。孝文帝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实行汉化政策，而且在于整顿吏治。他的方法不是就监察抓监察，不是依靠几个人，制定几项制度就算完事，他的做法带有根本性和系统性，很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味道。战国时的韩非说了句千古名言：“明主治吏不治民。”孝文帝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按照这样的治国理念，他积极支持监察官的工作。当时薛聪担任治书侍御史，这个职位相当于宫廷内的执法监察官。朝会时迟到，穿错朝服，宴会时乱坐位子，都是违纪的事，都归治书侍御史管。薛聪办事很认真，不管多大的官，他都不留情面。有几次孝文帝出面替违纪的人说情，他都不买账。后来孝文帝干脆支持他的做法，对人说：“我看见薛聪，也有几分害怕，何况其他人呢。”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乱来了。还有一个叫李彪的御史中尉，非常耿直，工作大胆，孝文帝很赏识他，一次宴会时当着群臣的面说：“李彪的直率，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由于孝文帝真心支持监察工作，使当时监察制度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但北魏后期，统治者骄奢淫逸，不正之风盛行，反映到监察工作上，就是制度失灵，监察官屡屡遭到打击迫害。孝明帝时，相州刺史李世哲强占农民耕地，修建豪华庄园，每栋房屋的屋脊两端都装饰成鸱尾的形状，这在当时是很高规格的装修。此事被御史中尉高道穆举报了，结果豪华的建筑都被拆除，高道穆因此得罪了李世哲。后来，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找了个借口，将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逮捕入狱，并判了死刑。《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当过治书侍御史和御史中尉，办事不手软，不徇私情，因检举汝南王元悦，受到打击报复。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已有造反的迹象，元悦故意让郦道元去巡视雍州，结果郦道元被萧宝夤所杀。这显然是借刀杀人。北魏监察的总体情况是：前期由于制度不完备，效果不算理想；孝文帝实行标本兼治之策，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到了后期，官场风气不正，监察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东魏大权掌握在高欢手里。高欢有能力，而且是一位非常务实的人。当时与西魏的军事斗争是第一要紧之事，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大局来做。在他眼里，监察工作是很重要，腐败也得反，但要根据形势因时制宜。可他身边有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大臣叫杜弼，整天对高欢说要反腐败。高欢对他说：“现在天下混乱，我们将领们的家属多在关西（西魏的地盘，今洛阳以西的原北魏领土及襄阳等地），宇文泰（西魏掌权人物）总是想着要招降他们。江东还有一个叫萧衍的（即梁武帝），以中原正统自居，也很有蛊惑性。我现在要是雷厉风行地惩处贪官，不留任何情面，恐怕将领们都要去投靠宇文泰，文臣们都会去归顺萧衍。连人都留不住，还怎么立国呢？你的建议我记住了，但是先不要急。”高欢对时局的分析可以说是正确的，在东魏与西魏、南朝梁三方的对峙中，首要任务是争取文武百官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政权。可杜弼爱钻牛角尖，不久他又老调重弹，说讨伐外寇必先除内贼。高欢问他内贼是谁，他说掠夺百姓财产的官吏都是。高欢听完，吓了一跳，这个面也太大了。高欢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命令士兵举刀张弓，列队两旁，让杜弼从中间穿过去。杜弼见头上那亮晃晃的军刀，吓得心惊胆颤，汗流浃背。这时高欢厉声对他说：“箭虽上了弓但还没有射，刀虽举起来但还没往下砍，你就吓成这个样子。这些将士们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即使他们有些贪婪，但在当前的时局下也非大事，不可用常规对待。”此时杜弼已惊恐万分，连连叩头，说：“我愚昧无知，不懂事理，现在明白了，还是您英明。”从历史事实上说，高欢在惩贪问题上还是比较积极的，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而且审时度势，能把握一定的度，这是他比杜弼高明的地方。南北朝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两汉确立的监察制度，经过600多年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检验，已开始走向成熟。具体体现为：御史台成为独立的机构，监察机构内部职能设制和人员配置更加完备，谏官系统已经形成，等等。这些都为唐代监察制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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