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坞壁组织经济探析

1 坞壁组织的产生及发展

坞堡组织也称为坞壁组织，是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出现的一种社会团体组织，最早出现的关于“坞”的记载在西汉中期的竹简中，是作为军事防御的一种小型建筑而出现的。汉代在边陲地区为了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和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修建名为“障”的小城作为主要的聚居地点，关于坞壁组织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酷吏传》：“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此时，正值农民大起义爆发，社会动荡，为坞壁组织经济兴起。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下令摧毁坞壁，采取“遣其渠帅，皆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业；坏其营垒，无使复聚”的政策，坞壁仅残存于边境，受到压制，坞壁经济也被迫转入国家小农经济的轨道。

汉魏之际，封建统治秩序破坏殆尽；在战乱严重地区，原先的乡官系统荡然无存。避居山林、流亡边鄙的士民百姓，聚合一处，相结相保，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坞壁。没有远逃者，也就近据险筑堡，聚众结坞。尤其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坞壁组织遍布，一发而不可收。十六国至北魏时期，已有能力君临中原的少数民族权贵，采取了攻战和诱降等办法，分化瓦解坞壁豪强。然而，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战乱不止，豪强坞壁也相应而根深蒂固，灭而复生，绵延不断。如河东汾阴薛氏，“有部曲数千家。永嘉之乱，保河汾以自固，历刘、石、苻氏，莫能屈。”直至北魏，仍“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而到了北魏建国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则进一步削弱了坞壁组织的威胁。所谓“宗主督护”制度，是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北魏统一之初，只是消灭了一些敌对政权，对这些遍地存在的坞堡组织的宗主无法根除。为了稳定统治，便于征徭征税，于是就采取妥协政策，承认这些宗主的既有利益为合法，任命他们为宗主，以督护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护制”。随后在孝文帝统治时期，将此制度改为“三长制”，强力地削弱了坞壁组织的独立性和政治势力。

2 坞壁组织的经济特点

坞壁组织的产生及发展都与当时混乱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仍有许多的坞壁组织生存并且不断壮大，其原因除了自身的军事能力外，还有其内部自身的经济基础给予支撑。

1）耕战结合型农业经济。战乱破坏了小农社会的安定，而坞壁的建立则在于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小范围的安定，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十六国初期，坞主李矩“阻水筑垒，且耕且守”。祖逖北伐以宗族部曲为骨干，他在谯时，“佃于城北界……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十六国后期，王康“纠合关中徙民，得百许人，驱帅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康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如此“且耕且战”的坞壁地主经济不仅是战乱北方的主要农业经济形式，而且也为北周时代府兵制的兴起，为隋唐时期寓兵于农的府兵制的完备奠定了基础。

2）军农结合生产体系。坞壁组织作为一个基层政权组织，除了坞主的领导外，还有类似乡规民约性的不成文法规所形成的约束力。如庾衮被推为坞主后，曾说：“古人急病攘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于是订立规约说：“毋持险，毋怙乱，毋暴邻，毋抽屋，毋樵采人所植，毋谋非德，毋犯非心，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但无论是坞壁组织具有原始民主色彩的“推”选式制度，还是具有乡规民约性的不成文法规，都是建立在豪强地主与部曲佃客的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是以阶级统治为其根本特征的。当农民投身于豪门以获得庇护，世家大族屯坞自守，筑堡求全，而坞主把这些投靠的农民按军事建制编制起来，于是，佃客便成为武装起来的部曲。实际上，此期的部曲即豪强驱使下的武装佃客，而佃客又是交租纳税的耕种部曲。战时，部曲要荷戈作战，平时则要操耒耕作。部曲作为豪强地主的依附人口，不仅要“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从事修堡固坞的军事活动，而且要被“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担负坞壁豪强所征收的租税和摊派的劳役。

3）移动性的耕战结合组织。在武装力量保护之下的坞壁组织，是可以移动的生产单位。李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矩招还离散，远近多附之。”又如刘遐为坞主，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坞壁农业生产点的固定与否，其决定因素在于军事力量的强盛与否。强则可据坞而自守，排除外界干扰，在一地坚持生产下去；弱则东游而西窜，造成军事保护之下的农业生产点处于经常变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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