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制度胡汉融合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下(2)

北魏孝文帝雕像

孝文帝懂得吏治的道理，而且明白官员自律的重要性。如何让官员们自律呢？他总结了三条：一是要以身作则。他曾说治理国家也难也不难，“其身正，不令而行”，这样就不难；“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样就难。二是不能骄傲。他说做官就要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三是不可奢侈。这几条拿到今天也是适用的，古今吏治的道理在有些方面是相通的。孝文帝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实行汉化政策，而且在于整顿吏治。他的方法不是就监察抓监察，不是依靠几个人，制定几项制度就算完事，他的做法带有根本性和系统性，很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味道。

战国时的韩非说了句千古名言：“明主治吏不治民。”孝文帝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按照这样的治国理念，他积极支持监察官的工作。当时薛聪担任治书侍御史，这个职位相当于宫廷内的执法监察官。朝会时迟到，穿错朝服，宴会时乱坐位子，都是违纪的事，都归治书侍御史管。薛聪办事很认真，不管多大的官，他都不留情面。有几次孝文帝出面替违纪的人说情，他都不买账。后来孝文帝干脆支持他的做法，对人说：“我看见薛聪，也有几分害怕，何况其他人呢。”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乱来了。还有一个叫李彪的御史中尉，非常耿直，工作大胆，孝文帝很赏识他，一次宴会时当着群臣的面说：“李彪的直率，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由于孝文帝真心支持监察工作，使当时监察制度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但北魏后期，统治者骄奢淫逸，不正之风盛行，反映到监察工作上，就是制度失灵，监察官屡屡遭到打击迫害。孝明帝时，相州刺史李世哲强占农民耕地，修建豪华庄园，每栋房屋的屋脊两端都装饰成鸱尾的形状，这在当时是很高规格的装修。此事被御史中尉高道穆举报了，结果豪华的建筑都被拆除，高道穆因此得罪了李世哲。后来，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找了个借口，将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逮捕入狱，并判了死刑。《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当过治书侍御史和御史中尉，办事不手软，不徇私情，因检举汝南王元悦，受到打击报复。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已有造反的迹象，元悦故意让郦道元去巡视雍州，结果郦道元被萧宝夤所杀。这显然是借刀杀人。北魏监察的总体情况是：前期由于制度不完备，效果不算理想；孝文帝实行标本兼治之策，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到了后期，官场风气不正，监察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东魏大权掌握在高欢手里。高欢有能力，而且是一位非常务实的人。当时与西魏的军事斗争是第一要紧之事，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大局来做。在他眼里，监察工作是很重要，腐败也得反，但要根据形势因时制宜。可他身边有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大臣叫杜弼，整天对高欢说要反腐败。高欢对他说：“现在天下混乱，我们将领们的家属多在关西（西魏的地盘，今洛阳以西的原北魏领土及襄阳等地），宇文泰（西魏掌权人物）总是想着要招降他们。江东还有一个叫萧衍的（即梁武帝），以中原正统自居，也很有蛊惑性。我现在要是雷厉风行地惩处贪官，不留任何情面，恐怕将领们都要去投靠宇文泰，文臣们都会去归顺萧衍。连人都留不住，还怎么立国呢？你的建议我记住了，但是先不要急。”高欢对时局的分析可以说是正确的，在东魏与西魏、南朝梁三方的对峙中，首要任务是争取文武百官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政权。可杜弼爱钻牛角尖，不久他又老调重弹，说讨伐外寇必先除内贼。高欢问他内贼是谁，他说掠夺百姓财产的官吏都是。高欢听完，吓了一跳，这个面也太大了。高欢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命令士兵举刀张弓，列队两旁，让杜弼从中间穿过去。杜弼见头上那亮晃晃的军刀，吓得心惊胆颤，汗流浃背。这时高欢厉声对他说：“箭虽上了弓但还没有射，刀虽举起来但还没往下砍，你就吓成这个样子。这些将士们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即使他们有些贪婪，但在当前的时局下也非大事，不可用常规对待。”此时杜弼已惊恐万分，连连叩头，说：“我愚昧无知，不懂事理，现在明白了，还是您英明。”从历史事实上说，高欢在惩贪问题上还是比较积极的，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而且审时度势，能把握一定的度，这是他比杜弼高明的地方。

南北朝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两汉确立的监察制度，经过600多年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检验，已开始走向成熟。具体体现为：御史台成为独立的机构，监察机构内部职能设制和人员配置更加完备，谏官系统已经形成，等等。这些都为唐代监察制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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