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浙语音研究的浓墨重彩一笔评宋代江浙诗(3)

二、从江浙诗人用韵中归纳出跨通语韵部的混押：阴声韵12种、阳声韵18种、入声韵混押5种以及阴声韵与阳声韵混押2种、部分阳声韵与入声韵混押若干例等等，共计37种混押，运用历史比较法，跟现代吴音、江淮方音等江浙地区的方音作古今比较，又与同期历史文献中显露出来的各地方音进行对照，从古文献与现代方音对应两个方面，论证其中有吴音特点20条，同时还确认宋代对应于今江淮官话的地域如扬州等地流行的是带有浓重吴音色彩的江淮语音。

三、将宋代江浙地区的所有方言特征进行区域分布的对照比较，根据方音特点在不同区域分布中的相对优劣态势，确立宋代江浙地区的方言可以做上下位性质的分区，似可概括为“两极六区”。所谓“两极”即同一区域中存在并列的两个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或南朝通语)，前者范围较大，后者范围较小。“六区”指吴方言下又可以区分成六个相对特色的次方言区，对照现代吴方言的分片，之间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这可以说，现代吴方言的格局，在八百多年的宋代即已基本成型。

上述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揭示江浙语音发展之途径，廓清宋代东南语音之疑云，毫无疑问，钱著因其对宋代江浙地区语音首次穷尽式的全面揭示而在近代语音史和吴方音史的历史长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钱著的价值还不止此。其有关海量诗歌韵脚的整理考核，无异于是宋代字音在实用中的一次检阅，对韵书编纂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同样有其价值。

比如《集韵》本着“务从该广”的宗旨，在《广韵》基础上增收韵字数万，很多字音的来源扑朔迷离，叫人疑惑。如“去”字《广韵》只有上、去二读，《集韵》增列平声鱼韵丘於切一音：“去，疾走也”，新增之音义从何而来？钱著整理徐侨的《云山歌》一诗，发现在这首句句押韵的古体诗中，有韵句云“有禽消摇其间兮不去，飞俛啄兮蔌薇”[9](P)，而全诗18个韵句，除“去”外全属支微部平声，因此“去”必读平声，方可与其他韵脚字形成“支鱼通押”的混押。“去”的这个平声的韵读恰与《集韵》来源不明的新增音相符，提供了实际语音的支持。

在古籍整理方面，韵脚的校注也很有价值。如薛季宣《九奋·记梦》的一段话“……，观其臣之就位兮厥令尹曰瞋。鲑总群虾而将之兮，胄乃元惟鲍鱼”[10](P)。“瞋鲑”一语点断为两个词，这不仅仅是断句或标点的不同，还涉及韵脚字以及特殊用韵的确认。钱著经过细致考察之后认为“瞋鲑”当连读成词，不能点开。书中的一大段论证，可归纳为三点：一、“鲑”之义训为“河豚”；二、“瞋”乃“张目也”之义，即怒目奋张之态，若将“瞋鲑”断开，则“令尹曰瞋”不辞，若“瞋鲑”连用则形容河豚发怒鼓包时之形态，惟妙惟肖；三、薛季宣另有《河豚》诗云“岂其食鱼河之鲂，河豚自羡江吴乡。瞋蛙豕腹被文豹，刖如无趾黥而王”[10](P)，这首诗以“瞋蛙”来描写鲑鱼之鼓目之态，与“瞋鲑”是相通的，可知原作者使用“瞋”字形容河豚是其常用手法。这个考证，旁证、内证齐全，论证有力，颇令人信服。

当然钱著也有某些相对薄弱之处，如对现代吴音和江淮官话的了解，还可继续深入，方言间的比较还有加强的空间，某些特殊韵例或韵字的考证还有待深入等等，虽说瑕不掩瑜，然亦当引起注意！

三

最后，我想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瘦硬”框架链条与语音史的丰富表现不相协调的问题上来，愿意借此机会抛砖引玉，提出我久萦于怀的对语音史的时空维度一个思考，请钱毅教授及读者诸君批评。

“框架”与事实不吻合，是框架错了吗？就像钱著告诉我们的一样，宋代各个区域诗词用韵研究，其语音主流无一例外为十八部(个别情况是十八部的变体十七部，如四川)。十八部音系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各区之中，整齐而规则；其特殊押韵游移于十八部系统之外，丰富多彩，方音特征尽在其中。无论如何，诗歌用韵中呈现的实际语音都应当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为通用的通语韵部系统十八部，一是游移于通语音系周边的方音特征，两者绝无或缺。可见，任一时代任一地区语音的完整呈现，实在是包含了有严整规则的通语音系和叫人眼花缭乱的方音表现两个部分。只有通语音与方音结合才构成完整的时代之音，通语音系是时代音的主体，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但绝非整个时代语音的全部。原来，之前当我们说“宋代语音系统”时，其实际的语意应当是“宋代通语语音系统”亦即曰“宋代的代表音系”，它并非整个宋代的语音。其他时代皆可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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