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方音当飞白＊(2)

◎语音飞白——因方音、口吃等原因而读错，故意将错就错。（黄建霖《汉语修辞格鉴赏辞典》）

◎语音飞白——故意利用不准确的语音，如直录由于咬舌儿、大舌头或方音影响而读错的音。（张斌主编《中华学生语法修辞词典》）

◎语音飞白——是对误读、错读的语音进行实录援引。常见的多是利用对多音字词、错别字音、方音、大舌头音、儿语模糊音、外语音等构成飞白。（韩荔华《汉语修辞技巧教程》）

◎语音飞白——记录或援用说话者因口吃、咬舌儿、方言等语音上的不规范现象所构成的飞白。（谭学纯等主编《汉语修辞格大词典》）

缘上可知，认为方音乃“语音飞白”重要来源，在当今学界不仅业已成为定论，而且业已形成不可动摇之势。

不过即便如此，本文仍不能不对此提出商榷。笔者之所以难以认同前述做法，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认识：

其一，语言使用的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所选择的措辞类型是否与题旨情境相适应。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措辞类型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所指除了包括不同民族语言，如汉语与英语；还包括不同社交语言，如方言与普通话；不同语体类型，如口语与书面语；不同文体样式，如散文与诗歌；不同表达方式，如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不同语音表现，如标准音与错讹音；不同文字形式，如规范字与错别字，等等。我们注意到在修辞过程中，所选择的某种措辞类型能否产生较好表达效果，尽管与其本身特点不无关系，但总体看，则主要取决于其存在形式是否与题旨情境相适应。例如鲁迅《“碰壁”之余》中说：“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綷，不在话下。”其中“”字是鲁迅自创的。毋庸讳言，这是个错别字，但它却起到规范字难以起到的极佳效果。由此可见，将“飞白”之构成基础，即被仿者的形式特征作为研判语用正误的决定性根据，本身即存在方法论上的偏颇。

其二，方言有方言的存在价值，有时比普通话更管用。胡适曾对不同语文媒介作过比较，指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中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11］330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之处乃是方音，因为方音直接与音容声情相联系，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发音与其他行为方式（如身体上的）相伴出现”

［12］265。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扮演者，操着地方普通话出现在熟悉其音声举止的观众面前，总是给人以斯君犹在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就在这里。刘半农曾经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他认为结果则是“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13］225假如时光可以倒转，假如我们可以有机会前往另一世界专程拜访前面提到的周立波、老舍、杜鹏程、袁静、孔厥、秦兆阳、郁达夫等作家，当面请问，在《灯》《牛天赐传》《夜走灵官峡》等作品中，他们借助方音表现主人公音容声情时，是否将带有方言味道的发音视为语言错误？可以推断，他们必定会反问：你们怎么会提出如此奇怪的问题？并会告诉和提醒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生动再现主人公说话时的神态，从事学术研究需把握好分寸，过犹不及。

其三，完全不会普通话或者仅仅只会地方普通话的人属于正常语言使用者，对于他们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自“推普”工作开展以来，一直有人将说方言视为愚昧表现。“说普通话做文明人”（《鄂尔多斯日报》2006 年6 月2 日第3 版）、“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 做文明人”（《云南日报》2001 年9 月13 日第C03 版、《三明日报》2008 年1月9日第A01版）之类提法，迄今仍不时以标题形式出现在颇有影响的报刊上。将说方言视为落后行为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当前我国仍有4亿多人不会普通话；［14］同时也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是平等的，犹如民族和人种是平等的一样”［15］；“多语相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16］；“共同语和方言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只存在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关系”［16］；“地方语言或方言，承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应当得到善待”［17］。为方便社会交往，每个同胞都应努力学习普通话，成为既能娴熟操作地方话又能流利运用共同语的“双言”人，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对此应有充分思想准备。基于每个人都有自主择用交际媒介的语言权，即便有的人始终只会地方话，也不应对其抱歧视态度。将方音表现视为语言错误，视为飞白构成基础，同视方言为不文明现象有着直接因果联系。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前述联系人为强加痕迹尤为明显，并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学理基础。

文章来源：《北方音乐》 网址: http://www.bfylzz.cn/qikandaodu/2021/0105/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