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方音当飞白＊(4)

◎《史记》第四十八卷《陈涉世家》：涉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

◎《通鉴》第百八十五卷：炀帝好效吴语，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胡三省注：“吴人自称曰侬。”个小儿，亦吴语也。

◎《北齐书》第十二卷《琅邪王俨传》：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树达按：同卷《南阳王绰传》云：绰兄弟皆呼嫡母为家家。

◎《五代史》第十卷《汉高祖纪》：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勿弃之！”树达按：徐无党注云：世俗谓勇猛为操刺，录其本语。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云：今人以雄猛为插刺，当即此意。树达按：闻今蜀人尚有此语，犹俗言利害。［22］138-149

据此可知，“存真”在所指上包括方言词汇和方言语音实录。“存真”与“飞白”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有三：一是“存真”与“飞白”都涉及两个表达者；二是表达者2的措辞，皆以表达者1的语言表现为基础；三是表达者2只关注表达者1的语用特点，至于表达者1的语言常态则不在兴趣之内。不同点亦有三：一是“存真”对于表达者1的语言表现不作正误评价，而“飞白”则否；二是“存真”不以语病为构成基础，而“飞白”则不然；三是“存真”不把方音表现以及方言词汇运用视为语言错误，而“飞白”则看法相反。［23］讨论至此，前面存疑的问题，即“表达者2如实记录或援引表达者1的方音表现”如何归位的问题，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论。这就是：可以将方音置于“存真”名下，作为“存真”具体表现形态之一。

［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2］ 陈望道.说飞白［C］//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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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5］ 刘前红.广告方案写作［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

［6］ 朱钦舜.新编学生实用修辞赏析辞典［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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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振华.现代汉语修辞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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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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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祥徽.澳门语言生活三题［C］//第五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

［18］ 梁启超.小说丛话［M］//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 梁启超.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M］//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0］ 李婉薇.晚清粤剧改良先声——论梁启超的《班定远平西域》［J］.学术研究，2007（12）：148-153.

［21］ 左鹏军.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文体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8-28.

［22］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23］ 曹德和.汉语谐音及其语篇衔接作用［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19.

一“飞白”是汉语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格。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它大体相当于英语修辞学所谓“Malapropism”（俗称“Mimesis”）和日语修辞学所谓“拟误”。“飞白”名称乃陈望道先生所确立。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他指出：“明知其错故意仿效的，名叫飞白。所谓白就是白字的‘白’。白字本应如《后汉书·尹敏传》那样写做‘别字’，但我们平常却都叫做白字。故意运用白字，便是飞白。”［1］144在同年发表的《论飞白》中他解释说：指称汉语中同英语“Malapropism”和日语“拟误”相当的修辞现象，在术语使用上自己之所以没有采取“拿来主义”，除了因为我国并不缺乏专用名称，同时因为我国既有名称“飞白”，比起“拟误”之类显得更为贴切生动。［2］397我国后来的修辞研究者，大多赞同陈望道先生的以上处理，亦即很少有人就“飞白”名称提出不同意见；不过在“飞白”研究上，尤其在其内涵和外延揭示上，则有明显深化和大步推进。例如有学者指出，“飞白”的生成涉及两个表达者，一是“出错”的表达者，二是“仿错”的表达者。［3］还有学者指出，“飞白”建立在语误的基础上，但语误的发生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之分，其中表达者1 是“不知其错而误读误用”，表达者2是“明知其错，故意记录或援用”。［4］420“飞白”以上特点的明确化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知道有的人正是因为忽略“飞白”前述个性之所在，或者将某些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如“农民不是消废者”“孩子学习需宁静，四邻休息需寂静——少安勿‘噪’”“默默无蚊（某蚊香广告）”“以帽取人（某帽子公司广告）”“一戴添娇（某饰品广告）”等等——作为飞白看待；［5］107、［6］91或者将某些网络调侃语——如“我好呸服他厚阉无齿”——视为飞白表现。［7］186其实它们不属“飞白”而属“仿拟”。这是因为，尽管其中含有“错”的成分和“仿”的因素，但其生成只涉及一个表达者，且自始至终为清醒意识所控导。又如该辞格最初只是被分为两大类，［1］146后来有学者提出可以分为三类，［8］117-119再后来又有学者将其分为四类，［9］182-186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该辞格可以分为五类，即“语音飞白”“语义飞白”“语法飞白”“文字飞白”“逻辑飞白”，［10］121不仅分类越来越细且越来越合理。二然而在为此深感振奋的同时，笔者不无遗憾地注意到，论及“语音飞白”，不少著述将下面这类用例视为典型表现：（1）有时候，阿姨先把灯打开了，她嘴里连连说：“我吉（自）己来，我吉（自）己来。”（周立波《灯》）（2）他开始训话：“买第一册国翁（文），公明（民）、算数（术）；听明白了没有？一仍（人）作一绳（身）白制服，不准疮（穿）小马褂；听明白了没有？”（老舍《牛天赐传》）（3）他把我的手推开，提着两个小拳头，偏着脑袋质问：“哼，叫我‘小鬼’？我有名字呀！”他指着床上那个睡得挺香的小女孩说：“妹妹叫宝情（成），我叫情（成） 渝！”（杜鹏程《夜走灵官峡》）（4）有个教员是长征老干部，湖南人，还问他：“你听等（懂）听不等（懂）？”大水瞪着两个眼儿。旁人笑着说：“问你懂不懂！”（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5）熊老铁还想倔强到底，却见张部长又回屋里，抓住那位何同志的手，说道：“东（同）啧（志），刚才熊老铁的话你都听见了吧，好好的赶（检）讨吧……”（秦兆阳《炊事员熊老铁》）（6）车头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机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声骂我说：“猪头三！侬（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杀时，叫旺（黄）够（狗）抵依（你）命噢！”（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根据有关说明，如此处理乃是因为其中含有方音成分，亦即其中某些字词的发音违背普通话的语音规范要求。视方音为“语音飞白”基础，可谓当今学界普遍共识。这样说并非夸大，且看下引论述：◎语音飞白——利用各类不准确的语音，如咬舌儿、大舌头、口吃，有时还有方音土语的发音。（宋振华《现代汉语修辞学》）◎语音飞白——由于咬舌儿、大舌头、口吃或方音的影响而发错语音。（王德春主编《修辞学词典》）◎语音飞白——就是故意仿效由于咬舌儿、大舌头、口吃或方音等的影响而发错的语音。（成伟钧等《修辞通鉴》）◎语音飞白——利用各类不准确的语音，如咬舌儿、大舌头、方音、读错音等构成的飞白。（杨春霖、刘帆主编《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语音飞白——因方音、口吃等原因而读错，故意将错就错。（黄建霖《汉语修辞格鉴赏辞典》）◎语音飞白——故意利用不准确的语音，如直录由于咬舌儿、大舌头或方音影响而读错的音。（张斌主编《中华学生语法修辞词典》）◎语音飞白——是对误读、错读的语音进行实录援引。常见的多是利用对多音字词、错别字音、方音、大舌头音、儿语模糊音、外语音等构成飞白。（韩荔华《汉语修辞技巧教程》）◎语音飞白——记录或援用说话者因口吃、咬舌儿、方言等语音上的不规范现象所构成的飞白。（谭学纯等主编《汉语修辞格大词典》）缘上可知，认为方音乃“语音飞白”重要来源，在当今学界不仅业已成为定论，而且业已形成不可动摇之势。三不过即便如此，本文仍不能不对此提出商榷。笔者之所以难以认同前述做法，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认识：其一，语言使用的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所选择的措辞类型是否与题旨情境相适应。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措辞类型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所指除了包括不同民族语言，如汉语与英语；还包括不同社交语言，如方言与普通话；不同语体类型，如口语与书面语；不同文体样式，如散文与诗歌；不同表达方式，如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不同语音表现，如标准音与错讹音；不同文字形式，如规范字与错别字，等等。我们注意到在修辞过程中，所选择的某种措辞类型能否产生较好表达效果，尽管与其本身特点不无关系，但总体看，则主要取决于其存在形式是否与题旨情境相适应。例如鲁迅《“碰壁”之余》中说：“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綷，不在话下。”其中“”字是鲁迅自创的。毋庸讳言，这是个错别字，但它却起到规范字难以起到的极佳效果。由此可见，将“飞白”之构成基础，即被仿者的形式特征作为研判语用正误的决定性根据，本身即存在方法论上的偏颇。其二，方言有方言的存在价值，有时比普通话更管用。胡适曾对不同语文媒介作过比较，指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中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11］330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之处乃是方音，因为方音直接与音容声情相联系，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发音与其他行为方式（如身体上的）相伴出现”［12］265。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扮演者，操着地方普通话出现在熟悉其音声举止的观众面前，总是给人以斯君犹在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就在这里。刘半农曾经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他认为结果则是“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13］225假如时光可以倒转，假如我们可以有机会前往另一世界专程拜访前面提到的周立波、老舍、杜鹏程、袁静、孔厥、秦兆阳、郁达夫等作家，当面请问，在《灯》《牛天赐传》《夜走灵官峡》等作品中，他们借助方音表现主人公音容声情时，是否将带有方言味道的发音视为语言错误？可以推断，他们必定会反问：你们怎么会提出如此奇怪的问题？并会告诉和提醒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生动再现主人公说话时的神态，从事学术研究需把握好分寸，过犹不及。其三，完全不会普通话或者仅仅只会地方普通话的人属于正常语言使用者，对于他们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自“推普”工作开展以来，一直有人将说方言视为愚昧表现。“说普通话做文明人”（《鄂尔多斯日报》2006 年6 月2 日第3 版）、“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 做文明人”（《云南日报》2001 年9 月13 日第C03 版、《三明日报》2008 年1月9日第A01版）之类提法，迄今仍不时以标题形式出现在颇有影响的报刊上。将说方言视为落后行为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当前我国仍有4亿多人不会普通话；［14］同时也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是平等的，犹如民族和人种是平等的一样”［15］；“多语相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16］；“共同语和方言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只存在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关系”［16］；“地方语言或方言，承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应当得到善待”［17］。为方便社会交往，每个同胞都应努力学习普通话，成为既能娴熟操作地方话又能流利运用共同语的“双言”人，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对此应有充分思想准备。基于每个人都有自主择用交际媒介的语言权，即便有的人始终只会地方话，也不应对其抱歧视态度。将方音表现视为语言错误，视为飞白构成基础，同视方言为不文明现象有着直接因果联系。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前述联系人为强加痕迹尤为明显，并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学理基础。其四，将方音与飞白相联系，作为修辞评价标准难免动辄碰壁。晚清文人韩邦庆创作的《海上花列传》，道白均以吴语为媒介，例如该著第二十三回以如下文字写卫霞仙对姚奶奶所说的一段话：（7）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裏，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因为这段文字不仅如实反映了作品主人公的用词组句特点，同时逼真再现了她说话时的音声腔调，故而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胡适认为其表现形式不容移易，无可替代，否则将“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11］331梁启超撰写的剧本《班定远平西域》，其中大量对话皆以粤语为载体，如在此剧《军谈》这一幕中，两位军士的对白如下：（8）（甲）今晚真好月色呀咧。（乙）真好，真好。我哋在呢处，真系快活咧。（甲）我哋做军人嘅，就有呢种咁好处。你想佢哋起屋，开厅叫局，三弦二索，酒气醺醺，烟油满面，有我哋咁逍遥自在嚰？（乙）我哋中国人，都话好铁唔打钉，好仔唔当兵，真系纰谬。呢种咁嘅狗屁话，个个听惯了，怪不得冇人肯替国家当兵咯。……梁启超认为曲艺语言隶属诗歌语言，［18］148-149并认为诗歌语言革新之路乃是以“耳的诗”取代“目的诗”。［19］5263因为《班定远平西域》中的对白语言主要建立在粤语词汇、句法和语音基础之上，该剧不仅被视为晚清粤剧改良“先驱之作”［20］，同时被认为“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21］。前面指出将方音与飞白挂钩的做法缺乏普适性，之所以这样说，乃因为认可前述做法且普遍推广，则深得好评的《海上花列传》和《班定远平西域》将被贬斥为语言错误之集大成。可以肯定，这样的定性不仅难以为文学界所认同，即便在语言学界，也不大容易找到支持者。另外，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人，尽管他在与外地人交流时总是努力向共同语靠拢，但因为母语惯性太强，口头表述中仍不时会有湖南方音顽强流露。在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中，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如下记载：（9）记得湖南农村来了个老太太，并非亲属，只不过一个老乡。毛泽东竟亲自搀扶她走路，不要我们帮忙，嘴里还一个劲关照：“慢慢行（háng），慢慢行（háng），小心台阶，小心……”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行（xíng） 说作“行”（háng）。（权延赤《真实毛泽东》）（10）当天下午，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欢迎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大会，毛泽东主席讲话。至今我还记得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喜从天降……”浓浓的湖南口音，把“降”念成“杠”，这成为当时我们陕北公学学员们常挂在嘴上的、唯一会讲的一句湖南话。（李广涛《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11）毛主席边走边向大家招手，还不停地点头示意，接着就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开门见山地给大家作报告了。“腾（同）志们：今天开这个费（会），叫我来讲个哇（话），讲什么呢？讲打日本，救增（中）国……”（王君《寻访那些红色记忆》）（12）当时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说“西盖（世界）是你们的”时，留学生们听不懂“西盖”是什么意思，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相互询问。（周桂发《谷超豪传》）（13）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蜂”和“烘”读成一个音。钱三强一时没听懂，又不好随便译，便转过脸来问身边的同志：“马烘是什么动物？”经过解释，钱三强忍不住笑了，在坐的人也都笑了。（孔令华等《自然最和平：毛泽东与科学家》）尽管以上谈到的毛泽东“湖南口音”表现与目前学界论及“语音飞白”时展示的例子并无区别，但我们相信，不会有人将其作为语言错误看待。四根据以上四点认识，笔者主张今后的修辞评论应将言语生活中的方言表现与所谓“语音飞白”坚决脱钩！或许有人担心，承认方音的价值和作用，让方音与“飞白”脱钩会不会对“飞白”辞格造成釜底抽薪般的冲击？我们认为不会。原因在于：作为“飞白”构成基础的语误，除了包括语音上的，还包括语义上的、语法上的、文字上的、逻辑上的，等等；即便仅就语音方面而言，也还包括因口吃、咬舌、误读、错读等原因导致的多种类型语音负偏离，将方音从“飞白”中移出，非但不会对“飞白”辞格造成颠覆性伤害，还会使其立足基础更为合理和坚实。但将其移出，就得给它找个安身之处，即将其置于何种辞格名下较为妥帖？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认为，汉语中有一种叫做“存真”的修辞格。根据举例可知，其所谓“存真”是指表达者2如实记录表达者1的口语特点，包括a.停延上的特点，即语气完不完整；b.吐齿上的特点，即话语流不流畅；c.措辞上的特点，即表达利不利索；d.用语上的特点，即依托通语还是依托方言。论及特点d时，杨先生结合有关用例具体论析道：◎《史记》第四十八卷《陈涉世家》：涉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通鉴》第百八十五卷：炀帝好效吴语，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胡三省注：“吴人自称曰侬。”个小儿，亦吴语也。◎《北齐书》第十二卷《琅邪王俨传》：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树达按：同卷《南阳王绰传》云：绰兄弟皆呼嫡母为家家。◎《五代史》第十卷《汉高祖纪》：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勿弃之！”树达按：徐无党注云：世俗谓勇猛为操刺，录其本语。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云：今人以雄猛为插刺，当即此意。树达按：闻今蜀人尚有此语，犹俗言利害。［22］138-149据此可知，“存真”在所指上包括方言词汇和方言语音实录。“存真”与“飞白”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有三：一是“存真”与“飞白”都涉及两个表达者；二是表达者2的措辞，皆以表达者1的语言表现为基础；三是表达者2只关注表达者1的语用特点，至于表达者1的语言常态则不在兴趣之内。不同点亦有三：一是“存真”对于表达者1的语言表现不作正误评价，而“飞白”则否；二是“存真”不以语病为构成基础，而“飞白”则不然；三是“存真”不把方音表现以及方言词汇运用视为语言错误，而“飞白”则看法相反。［23］讨论至此，前面存疑的问题，即“表达者2如实记录或援引表达者1的方音表现”如何归位的问题，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论。这就是：可以将方音置于“存真”名下，作为“存真”具体表现形态之一。参考文献：［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2］ 陈望道.说飞白［C］//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 谭学纯.辞格生成与理解：语义·语篇·结构［J］.当代修辞学，2010（2）：68-76.［4］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5］ 刘前红.广告方案写作［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6］ 朱钦舜.新编学生实用修辞赏析辞典［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7］ 钟敏.汉语修辞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8］ 宋振华.现代汉语修辞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9］ 汪国胜，等.汉语辞格大全［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10］ 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1］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M］//胡适文存.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12］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M］//刘半农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4］ 邓晖.4 亿国民不会说普通话［N］.光明日报，2013-09-06.［15］ 程祥徽.语言和谐促进社会和谐［N］.澳门日报，2010-08-04.［16］ 程祥徽.维护共同语包容繁简字［C］//两岸统一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17］ 程祥徽.澳门语言生活三题［C］//第五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18］ 梁启超.小说丛话［M］//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梁启超.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M］//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0］ 李婉薇.晚清粤剧改良先声——论梁启超的《班定远平西域》［J］.学术研究，2007（12）：148-153.［21］ 左鹏军.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文体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8-28.［22］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23］ 曹德和.汉语谐音及其语篇衔接作用［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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