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数量反超北京，广东音乐的二次＂北伐＂(3)-北方音乐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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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数量反超北京，广东音乐的二次＂北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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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一时的广东乐坛就这样衰落下来，究其原因还是其自身的先天优势并未转化为后天实力，不成熟的唱片产业让广东乐坛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广州的重商文化也影响了音乐产业的良性发展。艺术创作一旦过度屈从于商业意志，就很难生产出好的作品。

1994年，北方来的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开了演唱会，广州歌手录着卡拉OK里的甜歌和情歌，陷入"好的歌不红，红的歌滥俗"的怪圈中，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于是，即使是后来在彩铃时代中红极一时的凤凰传奇，也只为广东乐坛带来了昙花一现般的短暂复兴。

广东音乐如何再次闯入主流视野？

在广东音乐陷入长达十几年的落寞之后，近年来兴起的广东音乐人却开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逐步攻破主流圈。

除了上文谈到的《乐夏》中的九连真人与五条人，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宅核乐队超级斩也是广东的，而因为当地的地下音乐大多以核为主，广州更是被称为"核都"。此外，广州还有一直未消失在主流视野中的与非门乐队、"方言乐队"玩具船长，以及导演贾樟柯热衷将其音乐放进电影的后摇乐队——沼泽。

广东音乐的大旗为何再度飘扬？从以上乐队可以看到，如今的广东音乐已然摆脱了旧的烙印，呈现出更为多样、新鲜的文化特征。不同于鼎盛时期的流行歌样式，近年兴起的广东音乐更加生猛。不变的是它的地域性，即作为岭南腹地的广东，岭南文化的特征是解读广东音乐的关键——开放而兼容的海洋精神、兼具平民性与娱乐性的大众文化取向。

岭南文化一直是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港台文化相关联和相抗衡的，显露出一种对 "中心"和"他者"的依附和冲击。同时，岭南又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故岭南文化又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巨大落差之中。因此，岭南文化中那种基于政治和文化的"宏大叙事"与基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小型叙事"始终紧紧缠绕。

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特征让广东音乐人对于时代变换的感知更为敏感深刻，使得广东音乐虽然着眼细微却不失深度。同时，其商业基因又让它始终有着大众文化取向，也就是流行的可能，正如五条人的音乐，看似反常规，却恰恰借此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出圈。广东人对于挣钱这件事，从来不排斥。

广东在第一次"北伐"之后走向衰落，是因为北京的开放与包容，而今广东音乐人在数量上反超北京，或许也是同样的原因。相比如今的北京，广东的平民意识更强，文化上的自主选择权更大，它与音乐流媒体时代的文化风尚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当大都市的繁华在互联网下沉的趋势里显得单一乏味，拥挤的城中村有着更丰富的故事。

城中村是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区域，可以理解为被城市包围的乡村社区。因房租低廉，城中村往往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成为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一种跳板。文艺作品中的城中村往往是一种饱含现实主义色彩的意象，它象征着一种既混沌无序又生机勃勃，既藏污纳垢又丰富多彩的状态。

然而，随着拆迁进程的推进，城中村正在逐渐消失，北京作为经济中心，采取的措施也更为强硬。如今，很多人不知道北京仍有城中村，甚至不知道北京有过城中村。但在广州，起码还有仁科为东洲唱着《我们你们他们》——"今夜都到哪儿去了"。

音乐的创作需要年轻人，但如果年轻人无法在某地获得安定，甚至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又怎样去指望音乐在此生长。音乐也需要故事，当一座城市只为单一的阶层提供住所，只留下有利于社会机器运转的有用工人，无用的音乐便失去了其文化土壤。不论是如今广东音乐的再度崛起，还是小镇青年音乐人占比过半，都是一种必然。

文章来源：《北方音乐》网址: http://www.bfylzz.cn/zonghexinwen/2021/0210/5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