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就是新民谣，就让“民谣”去死吧

作者/易米三升

编辑/萧奉

“这是摇滚，民谣你X！”

五条人专辑《县城记》的评论区里，一位“听了十三年中国摇滚”的听众破口大骂。

恐怕五条人也没想到，这张2009年发行的专辑，时隔十一年，竟然还能引起这样的论战。

争执音乐分类的目的，从来不是说服，是展示，品味、阅历、眼界的展示。五条人到底是什么？

十年前，他们的确被认为很民谣；十年后的当下，有人说那是一支摇滚乐队，也有人说他们玩的是实验音乐，听起来似乎都比“民谣”洋气。

五条人“死去活来”好几回，最终拿下hot5第二名，但很多关于他们的评论都绕开了音乐。/《乐队的夏天》

比起五条人，同台的野孩子更“民谣”一些。在民谣圈——如果确实有个民谣圈的话，野孩子是一支标杆。

这两支乐队看似不同，其实诸多相似。无论是仁科揣在兜里后又供在舞台上的话筒，还是野孩子坚持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都从土里来，相比之下，乐夏只是一个人造的橱窗。

综艺节目带来的“破圈”效果无疑是喜人的，知名度、听众都肉眼可见地增多。

一手打造了“民谣在路上”厂牌的十三月唱片创始人卢中强表示，一个成功的综艺节目带来的出圈效应，可能是上千万的宣发费用都达不到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时代，连综艺都开始跟独立音乐发生关系了。”

在这个“好时代”，游戏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进行，玩家和观众都处在全新的规则中，民谣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野孩子乐队演唱的《黄河谣》，曾被误以为是民歌改编，其实是野孩子原创的。/《乐队的夏天》

2006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城市民谣的纯真年代》一文，那正是“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时候。《贤良》《在路旁》《这个世界会好吗》……民谣圈里浪潮滚滚，人们把这一年称为“新民谣元年”。

但在文章末尾，作者不无担忧地提到：“它的出现，能否改变流行音乐的格局，并不是首要问题，而纯真年代的城市民谣，一旦进入主流操作的层面，会否如校园民谣末期的模仿和迷失，才最让人担心。”

十几年过去了，这段话仿佛是已经实现的预言。民谣的出圈与堕落同时发生，在最初那帮民谣听众看来，这一切可能比想象的还要糟。

离开京圈，还能不能谈民谣？

和文学、电影一样，大多音乐往事，也都要追溯到北京。上世纪末，所有年轻人都想去北京，那些热血和理想，只有到北京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音乐就像普通话的推广一样势不可挡，偶有唱方言的，也多是普通话的近亲。

五条人还被认为是一支民谣乐队的时候，曾被《南方周末》授予“年度音乐奖”。

《南方周末》是这么说的：“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

获奖专辑《县城记》，是五条人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豆瓣音乐

这份恩赏余波不绝，马东至今还在追问五条人，你们知道得这个奖是因为你们的歌词吗？

谈论歌词比鉴赏曲调门槛低多了。五条人用方言吟咏的是南方的土地，而这曾被北方的影子遮盖多年。

乐评人杨波深爱五条人，但对于他们的获奖十分诧异，当年赶着给五条人颁奖的公共媒体里，“不乏《县城记》面世时我拼命向其推荐望其推广而其以‘他们太小众了’为由拒之的媒体”。

在杨波看来，那些奖项不过是所谓的“专业权威”显摆话语权和超凡品味的机会。“作为一份公共媒体，它一年仅选出的一张唱片应以公共性为前提，这是只做了一千张的《县城记》恰恰缺乏的。”

相隔十年，如今五条人一次次淘汰和复活，与当年的授奖如出一辙。节目里的嘉宾个个都爱他们——爱他们的不羁、风趣，但节目里的嘉宾也个个都不屑他们，五条人在台上演出，他们不用耳朵倒用眼睛，只看歌词板和舞姿摇摆。

这是北方音乐圈一贯喜好，他们爱前辈（京圈前辈），爱世界（西方的、所谓先锋或实验的），甚至也说得上爱民族（尤其是方言、民俗音乐），但对于像五条人这种脱离北方圈子传统框架的音乐和音乐人，似乎总带着一种遛鸟盘核桃的观赏劲儿。

文章来源：《北方音乐》 网址: http://www.bfylzz.cn/zonghexinwen/2020/1104/5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