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就是新民谣，就让“民谣”去死吧(2)

无奈，一夜之间全网遍地都是“阿珍”和“阿强”。在节目里被嘉宾们避而不谈的五条人的音乐，竟然受到如此多观众的热捧，比起节目里那一亩三分地，缴械投降的五条人倒真是立足世界，放眼乐夏。

当年万晓利唱：“我真的来到了北京，背的不是书包却是吉他。”十多年前，当无数心怀理想的民谣音乐人奔赴北京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接受了京圈音乐文化的宰制。

如今的朋克教父、SMZB乐队的吴维，曾在北京混过几年，后来还是回了武汉。“顶楼的马戏团”乐手梅二评论他：

“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梅二与五条人交情不错，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演出时经常互相暖场。

离开北京，许多民谣人选择云南。/《踏歌行》

南京李先生早年也向往过京圈，退学后前往朝圣，可惜那个乌托邦挤不进去，不久铩羽而归，将北京称为“只有混子没有摇滚的糟粕之地”。

和北京互相瞧不上的李先生，后来去贺兰山看了一场阵容豪华的摇滚音乐节，看完回南京，决定自己录歌。这两张demo后来发行，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和《梵高先生》。

被摇滚梦感召的李先生，就此成了城市民谣的代表人物。

没有哪个时代专为一种音乐、一群人而生。所有的一切同时发生，黄河的水不停地流，长江的水也在不停地流。

“十年水流东啊，十年水流西”，困守在京圈遗风中的诸位长老，既然“败给了流量”，自然也拦不住四面八方的滚滚浪潮。

有的民谣在流行，有的民谣在流传，无论哪一种，民谣都发生了流变。

“民谣是没希望的”

五条人获年度音乐奖的这一年，周云蓬在《生活新报》的采访中被问道：“你觉得中国的民谣有希望吗？”

周云蓬说：“没希望。”

记者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做音乐？”

“民谣没希望，但我是有希望的。”周云蓬答道，“如果是指上春晚或者成为主流音乐，那肯定是没希望的。它现在的状态是自生自灭，像路边草一样。”

第二年，周云蓬彻底搬离北京，春天住绍兴，冬天住大理。

周云蓬专辑《牛羊下山》，发行于2010年。专辑灵感源于《不会说话的爱情》中“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一句。/豆瓣音乐

他并不是第一拨离开北京的民谣音乐人之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批艺术家聚居北京，周云蓬也是其中之一。他曾演出的河酒吧，被张玮玮视为“中国当代民谣的母亲河”。

这家酒吧是野孩子乐队借钱盘下来的，起初只是为了有个方面排练和演出的地方。后来，河酒吧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排练和演出”。

小河、万晓利、周云蓬、 王娟、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大家都来这里撒野，高兴了上台即兴，喝多了跟陌生人跳舞。

小河觉得在河酒吧演出才是真正的表演。没有主持人、舞蹈、魔术和要点歌的酒客，而且你知道，不管你唱什么，台下一定有人听得懂。没有其他的这样的酒吧。

三里屯南街，河酒吧。/《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

诗人、小说家、摄影师和记者也闻风而来，从前互相不搭理的圈子，在琴弦上被捻得稀碎，所有人都和在一起——又成了一个新的圈子。

民谣经纪人郭小寒曾就职的报社就在河酒吧原址旁边。在她笔下，河酒吧时期的人与故事，是“漂泊的异乡客汇聚在同一条河流”。

“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北京，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生存与生长的痕迹。在大城市里突然要面对一个高度物质的环境，一个更现代化的城市，这是他们表达中矛盾的质感的来源。”郭小寒说道，“与唱片工业不同的独立音乐，有了生长的土壤，就长出了这样一群人。”

异乡客汇聚在河酒吧，又从这里流向远方。2002年，在河酒吧唱歌的万晓利签约摩登天空，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走过来走过去》，小河也录了《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都是酒吧录音的形式。

那些碰杯的声音、鼓掌的声音、“好”和“谢谢”，在这些现场专辑里留下粗糙的回响。

多年以后，张玮玮在采访中这样回忆他们的河酒吧：“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太美了。”

文章来源：《北方音乐》 网址: http://www.bfylzz.cn/zonghexinwen/2020/1104/543.html